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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眼煙云中的“魔都”_日本人游記中的世紀年代上海

            時間:2020-03-28  欄目:理論教育  

            過眼煙云中的“魔都”_日本人游記中的世紀年代上海_日本社會觀察2015

            葛 濤(1)

            [摘 要]近代上海與日本的關系極為密切。自20世紀20年代起,前往上海游歷的普通日本人激增。這些游客的身份多種多樣,大多在上海做短暫停留。他們對于上海的觀察雖然并不深入,卻鮮明、生動。20世紀20年代的日本游記留下了獨特視野中的上海城市形象,令后世回味無窮。

            [關鍵詞]游記;魔都;東洋大埠;支那

            20世紀20年代是近代中日關系史上重要且敏感的時期。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已上升為世界主要強國之一;在對華關系方面,則沿襲了自甲午戰爭以來的侵略態勢,利用中國政治鼎革之際的混亂局面,不斷擴大優勢與權益。然而20年代的中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聲勢高漲,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國民黨實行改組之后,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迎來了全新的局面。中國與日本之間的矛盾雖尚未達到戰爭全面爆發的程度,卻充滿風云變幻、跌宕起伏。上海作為近代中國最大的都會,聚集了日本重大的政治、經濟利益,是日本人關注的重點地區。20年代前來上海旅行的不同背景的日本人,他們的興趣點究竟何在?他們眼中、心目中的上海形象又是如何?這些問題,對于研究近代上海城市史、近代中日關系史均有重大而獨到的價值與意義。

            對于20世紀20年代前來上海旅行的日本人及其所著游記的基本情況,必須有所把握。對此,本文以日本國立圖書館所藏20年代出版的上海游記關聯圖書為對象,予以整理、分析。

            對日本國立圖書館近代數碼圖書館(國立國會図書館近代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提供的有關資料進行整理,可知該館所藏20年代日本出版的上海游記關聯圖書共為45部。若按照出版時間劃分,上述圖書中有40部出版于日本大正時期(1912~1926),5部出版于昭和時期(1926~1989)。出版于昭和時期的5部分別為:《支那游記》[「支那遊記」,后藤朝太郎(後藤朝太郎)著,春陽堂(春陽堂),1927年(昭和2年),其中涉及上海的部分有“上海公園的綠蔭”(上海公園の綠蔭)、“上海一日游的印象”(上海一日旅の印象)、“支那名流的避難所——天津、上海租界”(支那名流の避難所たるべき天津上海の租界)]、《歐美十八國之旅》[「十八ケ國歐米の旅」,莊野貞一(莊野貞一)著,高橋南益社(高橋南益社),1928年(昭和3年),涉及上海的部分為“上海”]、《歐洲巡游隨行日記》[「歐洲御巡遊隨行日記」,篠田治策著,大阪屋號書店(大阪屋號書店),1928年(昭和3年),涉及上海的部分為“從上海出發向新加坡”(上海より新嘉坡へ)]、《游南洋》[「南洋に遊びて」,遲冢麗水(遅塚麗水)著,大阪屋號書店(大阪屋號書店)1928年(昭和3年),涉及上海的部分為“從上海前往新加坡”(上海から新嘉坡へ)]、《新支那旅行記 附:孫文移靈典禮記》[「新支那旅行記:附·孫文移霊祭之記」,近藤達兒(近藤達児)著,柳沼澤介(柳沼沢介),1929年(昭和4年),涉及上海的部分為“上海、重游上海”(上海 上海再遊)]。

            上述出版于昭和初年的游記在描述上海的風格以及側重點方面,與大正時期出版的游記明顯有所不同。與大正時期,尤其是初、中期出版的游記相比,著墨于“排日”“排外”之處大增,不少文章的字里行間都充滿著對中日關系走勢、中國未來政局的揣測與憂慮。造成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20年代以后中國政治形勢的變化及中日之間矛盾的加劇。

            45部游記圖書中,內容完全圍繞上海,即純粹的上海游記僅2部,分別為《上海印象記》(「上海印象記」)及《動亂之后的上海印象》(「上海に於ける動亂直後の印象」)。《上海印象記》,三宅孤軒(三宅孤軒)著,由料理新聞社(料理新聞社)于1923年出版。三宅孤軒生于1886年,卒于1951年,日本料理鑒賞、評論家,對于藝妓也頗有研究。三宅孤軒曾撰書數部,闡述此道,《上海印象記》即屬其中之一。該書是一部論述“風花雪月”的作品,作者在書中對活躍于滬上的日本料理及藝妓的情況進行了生動的敘述,并將之與本地的廚藝、游狎狀況做對比,令人感到趣味橫生。例如,書中談到當時上海的日本料理店共有24家,但因其中六三園與月之家花園兩家屬于分店,故總數也可算做22家。各家料理店都有來自日本的藝妓,即日本所稱“內藝妓”;雖然租界當局規定飲食店不得出售酒類,但仍有日本料理店違規經營。三宅孤軒還將所謂“支那藝妓”與日本藝妓做了比較,指出與日本藝妓殷勤服侍客人飲酒相比,“支那藝妓”只是為客人撥弄琵琶彈唱一曲,且往往歌罷即走,不會長時間停留。《上海印象記》中還有對上海方言、交通工具、飲食習慣、跑馬、賭博、妓女等的介紹,字里行間不時流露出對于“劣等支那人”的優越感。盡管作者的主觀態度在書中表露得非常明顯,但《上海印象記》仍是一部生動反映20年代上海日式餐飲、游狎,以及日本人眼中上海社會吃、喝、玩、樂狀態的趣書(2)。《動亂之后的上海印象》,森盛一郎著,由東京商業會議所(東京商業會議所)于1925年(大正14年)出版。此書內容及作者情況在本文“三、‘親日’或‘排日’?——游記中的民族主義運動”中有較為詳細的介紹、分析。

            除上述兩部外,其余分別為環球游記、歐美游記、東北亞游記、南洋游記、印度游記、中國游記等,書中部分內容涉及上海。這些游記的作者在上海停留時間一般比較短暫,往往是在對城市進行走馬觀花的參觀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上海印象,前述5部出版于昭和初年的游記均屬于此類。他們訴諸筆端的上海印象,雖然有的可能流于表面化,有浮光掠影之嫌,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記下的是這座國際大都會留在其心目中最為深刻的印象。此外,大多數游記作者并非走馬觀花之輩,而是帶著明確的問題意識來到上海,試圖在短暫的停留期間找到答案。

            20年代在日本出版的上海游記關聯圖書,其水準、價值參差不齊,不能一概而論。有的描述雖然篇幅不長,但卻基于作者的親身感受,文筆生動,感情豐沛。例如后藤朝太郎在《支那游記》中關于“上海公園的綠蔭”的描述,即以自己在上海游玩公園的經歷為切入點,筆鋒直指租界公園對華人入園的種種歧視性限制,對此進行了批判。后藤朝太郎生于1881年,卒于1945年,近代日本著名漢學家,生平著有關于中國的書籍百余種。有的雖然文采平平,卻條理清晰,觀點獨到,《動亂之后的上海印象》即是其中之一。有的文筆簡練,筆鋒犀利,如《報社記者之旅》(「新聞記者の旅」)。作者岡島松次郎(岡島松次郎),號“水巷亭主人”,時任《大阪朝報》(「大阪朝報」)記者,其描述風格干練、觀點鮮明。就總體而言,45部游記中的絕大多數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與可讀性。

            日本國立圖書館近代數碼圖書館所收藏并予以數碼化的45部游記,雖然難言囊括了所有20年代日本出版的與上海相關的游記,但確已將其中絕大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含在內。那么,由上述游記展現、構建的20年代上海城市形象究竟如何呢?

            在20世紀20年代有機會到上海旅行并撰寫游記的日本人,基本上于抵滬前即對這座城市久仰大名,心目中已有一個籠統但并未得到親身驗證的城市印象。待抵達上海,原有的上海印象與親眼所見之上海發生劇烈碰撞,在此基礎上形成心目中新的上海印象。

            日本游客對上海的觀感中,首先就是經濟、商業的繁榮,以及城市的繁華,而且往往是在與日本進行對比的情況下得出的結論。對于乘坐遠洋輪船抵滬的游客而言,自進入上海港的那一刻起,這座城市的經濟規模就已令人難忘。例如,松村松盛在《世界之旅》(「世界の旅」)中就描繪過如是一幕,摘譯如下(3):“……三月三日從門司(現為日本北九州市一個區,近代曾為日本第四貿易港口——譯者注)揚帆的香取丸,渡過了驚濤駭浪的大海,五日便到了相鄰的上海。混雜著渾濁的黃浦江水,熱鬧、繁華的港口光景展開于眼前。江面上汽船、小艇、帆船、駁船穿梭往來,東岸工廠地帶冒出濃煙,江岸并列聳立著高樓大廈。”(4)這樣的第一印象自然是深刻的,作者不禁感慨:“我對上海已有了估量。”(5)如果說松村松盛的描述只是一筆帶過,那么服部源次郎在《一介商人的支那之旅》(「一商人の支那の旅」)中的筆觸就比較詳盡。例如,船經過吳淞,駛入黃浦江中時,“但見兩岸的樹、草發芽抽綠,菜花開放。江面寬闊,約為白河的五六倍。右岸上合興紡織、電氣會社、明華糖廠的廠址漸入眼簾”(6),“左岸上,標準石油、亞細亞石油、怡和洋行的輪船公司隔著綠色的田野時隱時現”。“江面上,行駛著丹麥的汽船,法國及英國的輪船”,而“我國(指日本——譯者注)的西京丸則停靠于滿鐵的棧橋”。服部源次郎與松村松盛的相同之處在于,他們對于上海作為經濟大都會的印象,由看到上海港的那一刻起,便逐步形成了。服部源次郎還將上海港與神戶港,以及當時處于日本統治下的大連港進行了對比,得出如下結論:“以港灣而論,上海港兩岸延伸8海里,左右16海里全為棧橋,實乃世界第一良港;而名揚日本的神戶港,棧橋不足1海里,甚至連號稱東洋第一的大連港,在上海港面前也(7)無地自容。”

            作為在上海短期停留的日本旅行者,他們對于城市的印象主要源于直觀。留駐在腦海里的往往是在匆忙參觀、游覽城市的過程中對視覺、心靈造成強烈震撼的景觀、事物。對上海城市繁華景象的描述,幾乎是20年代上海相關游記的共通之處。雖然描寫手法、文采不盡相同,但內容大同小異,基本上是以參觀市容為主軸,夾敘夾議。以遲冢麗水(遅塚麗水)的《新入蜀記》(「新入蜀記」)為例,他在“盛哉大上海”(盛哉大上海)一節中,對目力所及的上海盛景發出了由衷的贊嘆:“對于東洋大商埠上海的熱鬧繁華,我作為一介日本文士只能表示驚嘆。有禮貌地說,即使是大阪、神戶、東京、橫濱,也輸給了上海好幾個等級,我對此只得感到悲哀。以港口為首、上海市內商業區建筑物的雄偉壯麗,唯有將東京所有外觀壯麗的建筑物,如三越、松屋、松坂屋、第一相互、丸大廈等集中于一處,方可與之相比。……對于已屬世界列強的日本而言,這一點著實令人感到羞恥。”(8)遲冢麗水所描述的上海繁華,除了東亞任何一地無可匹敵的高樓大廈之外,還有他在大馬路(即南京路)所體驗的城市交通與商業設施:“大馬路上除了有軌電車外,更行駛著無軌電車。路面即使再狹窄,只要全部用混凝土鋪設,即可行駛無軌電車。有軌電車分為頭等、普通車廂,紳士們乘坐頭等車廂,一般民眾則乘坐普通車廂。……車廂大而美觀,我們東京的‘圓太郎’與之相比,實在可憐。人力車四處奔走,馬車、汽車穿梭如流……大型百貨公司有永安、先施、新新,以及其他一些。它們均位于城市中心區,樓高數層,隔著馬路相峙。入夜時分,各色彩燈閃亮,一座不夜城展現在世人眼前。上海的繁華,即租界的繁華,支那全國的富人為了躲避兵荒馬亂,攜帶財富與妻小,來到租界這一安全地帶購置宅邸,以求得生命、財產的安穩。這一點亦令人感到可悲。”(9)

            上述遲冢麗水的描述具有兩個特征:其一,將上海與日本大都會的城市景觀進行對比;其二,對上海城市的繁華印象主要源于對中心地帶所進行的觀覽。這兩個特征亦是20年代日本人所撰上海相關游記的共同特點。這除了因短期旅行者觀察事物所受的局限外,還與那個歷史時期日本人的民族性有關。短期旅行者對城市的觀察雖具有局限性,有流于表面之嫌,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往往將印象最為深刻的事物訴諸筆端,且于敘述之際流露出真實、強烈的感情色彩。因此,他們描繪的城市印象可謂主題突出、色彩鮮明。

            20年代的游記,自然會帶有20年代的時代特征。以城市的繁華為例,對于永安、先施等百貨公司的集中描述就是從20年代開始的。此外,位于虹口日僑聚居區內的“虹口市場”,當時已成為東亞規模第一的現代化菜場,但凡日人來滬,只要能擠出時間,均慕名前往參觀,幾乎所有游記中均有描述,贊嘆不已。

            伴隨著近代上海繁華的另一面,是觸目驚心的城市陰暗面。20年代的日本旅行者大都關注到了這一點,并在游記中進行了描述。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旅行者筆下令人不快的城市陰暗面多發生于華界。在20年代游記的作者中,田子靜江是屈指可數的女性之一,也是6個孩子的母親。她在《為了愛子訪問歐美》(「愛児のために歐米を訪ねて」)中專設一節“城內瞥見大量乞丐”(乞食の多い城內瞥見)來描述在上海老城廂游覽時遇見的乞丐:“我想在城內看看,于是請朋友的丈夫陪同導游。所謂城內,即指只有支那人居住的區域。那里既無秩序,也無規則,商店亂糟糟地擠在一起,許多人擁擠著往前走。他們正在做什么?想要做什么?人們大都在吸煙、吃東西,店家吵吵嚷嚷地推銷貨物。乞丐數量多得驚人,攔住行人的去路要錢,我如同給神佛進香火錢那般,給了一個乞丐十個小錢,于是數十名乞丐一下圍攏過來,我頓時四面受敵,連路都無法走。從前有名的池子,現在不過是一條混濁的水溝。水沒有應有的顏色,只是泛著綠色,其中有被丟棄的食物殘渣、果皮。有兩位年齡十一二歲的少女,滿頭污泥、頭發發紅,面容消瘦、沒有光澤、呈青綠色,擋在我們行進的前方,朝地上磕頭討錢。在我們一小時多的參觀中,她們一分鐘也未曾離開,臉上絲毫看不到少女的天真。即便行乞的對象是外國人,她們這樣做也自認為理所當然,連做夢也不會想到羞恥二字。雖然覺得這些人可憐,但一想到先前所遭遇的圍攻,便實在同情不起來。她們發出悲聲,不知乞討了多少次。本應是天真無邪的少女卻以向他人乞討作為唯一的工作,只要想起這些少女,我的心情就會變得黯淡。”(10)

            田子靜江游覽的“城內”“只有支那人居住的區域”,應該是老城廂一帶。她對于乞丐的描寫,雖然并不令人愉快,卻也是正常的心態流露。與田子靜江筆下混亂雜沓的老城廂、令人心情黯淡的少女乞丐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莊野貞一(莊野貞一)描述的租界公園的假日景象:“……前往杰斯菲爾德公園。英軍搭了涼棚,正大張旗鼓地演奏樂曲,綠色的草坪上架設了機槍。今天是復活節假日,許多西洋人前來公園散步,美麗的鮮花也正在開放。碧藍的天空中有一只風箏和飛機在飛翔,一派悠閑的春景,感覺不到戰爭氣氛。法國公園內有許多兒童在游玩,他們的服裝非常靚麗。”(11)

            即便是在租界內,有的日本旅行者也敏銳地捕捉到了伴隨著華麗外觀的丑惡一面,這就是帝國主義者對華人采取的歧視性措施。例如,后藤朝太郎在《支那游記》“上海公園的綠蔭”中對租界公園禁止華人入內的狀況進行了描述:“……黃昏時分,于上海公共公園散步。坐落于外灘的這座公園毋庸在此多加贅述。該公園從外白渡橋盡頭、沿黃浦江岸建造,為西洋式,禁止支那人入內,但據說最近發起了允許支那人入園的運動。與在沿蘇州河的四川路一角所建造的支那人公園、半淞園等不同,此處不允許支那人踏入一步。我與結伴前往四川的高山孤竹父子及江越君從虹口歸來時,進入了這座公共公園。已是六月下旬,我們想在此乘涼,在長椅的綠陰下體驗上海的氛圍與感覺。況且這天恰逢周一,時間到了每周例行音樂會開始的下午5時。在菩提樹濃重的綠蔭下,欣賞上海黃昏時分的音樂會,這種感覺可不壞。于是我們情不自禁地走進了這座公園。”(12)

            初夏時分的公共公園,黃昏時分于綠樹濃陰下舉行的音樂會,這一切顯得優雅而富有情調。但是這幅圖景中,卻沒有這塊土地主人的身影。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欺凌,由此可見一斑。后藤朝太郎對于公共公園禁止華人入內的做法感到反感,他認為應根據人的素質來決定是否可以入園。由于他游園時身著中式服裝,引起了印度巡捕的警覺。后藤朝太郎原本期待借機挑起一場爭吵,但終于未果。

            20年代的上海既閃耀著遠東第一國際都會的繁華,又處于帝國主義壓制下,半殖民地的悲慘景象隨處可見。這種對比鮮明、魔幻般的景象,短期停留于此的日本旅行者大都有所關注。以田子靜江為例,她在游覽完老城廂之后對華界人民的生存狀態表示了同情:“雖擁有天賜的富饒、廣闊的國土,卻被別國人肆意侵犯,只得將這狹小的城內作為唯一的天國而加以滿足。一想起這些國民在種族上與我們最為接近,不禁心情悲哀。”她在總結自己的上海印象時,寫道:“上海的夜景分外美麗。這種美色,是東京的銀座大街所不能相比的,不過總有一種魔窟的感覺。”(13)這確實是具有代表性的觀點。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主義運動以前所未有的勢頭推進。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中國國民黨的改組,以及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政治的進程。日本作為在中國擁有侵略權益最多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一,自然深受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運動的影響。上海作為日本在華利益大量集中的城市,自然也成為矛頭直指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帝愛國運動的中心。自20年代起,抵制日本政治、經濟侵略的運動風起云涌,其中以五卅及北伐前后為高潮。這種情況為日本旅行者所關注,他們在游記中描述了自己的所見所聞,并進行了帶有傾向性的評論。

            例如,森盛一郎所著《動亂之后的上海印象》(「上海に於ける動亂直後の印象」)就詳細描述了五卅運動結束后不久他因公前往上海時對上海的印象。森盛一郎是東京商業會議所的“常議員”,五卅運動的風暴稍息,他即作為東京商業會議所的代表前往上海,慰問事件中受損的日本商戶,并進行實地調查。該書即為他歸國后演講的整理匯編。在序言中,他坦言自己將“在極短暫的上海訪問期間匆忙形成的、憑直覺得出的印象,歸國后亦未加以認真推敲,便直接發表了”(14)。與當時大多數人的見解迥異,五卅之際的上海給他留下的竟然是“親日”的印象。

            森盛一郎于1925年7月12日啟程前往上海,臨行前最為憂慮的是中國人對日本人憎惡的程度及范圍。抵滬后,他通過與華界上層的各種活動,逐漸改變了原先持有的看法。例如,抵滬后他立即前往上海總商會進行禮節性拜訪,會長虞洽卿、副會長方椒伯等以茶話會的形式予以接待,會談時間長達一小時半,其間大談所謂“中日親善”。森盛一郎由此感到“出乎意料的愉悅”(15)。歸國之際,虞洽卿又于私邸設宴送行,席間再三強調本次事件純屬經濟領域內的勞資糾紛,并不涉及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感情問題。正是通過諸如此類的活動,森盛一郎得出了上海“親日”的印象,并總結出了之所以形成“親日傾向”的四項原因:日本僑民的“冷靜隱忍”、日本當局處理事態的方針適當、中國有識之士的“自覺”、對于反英熱潮的反動。描述排日、反日是同時代游記中涉及上海對日感情的基調,而《動亂之后的上海印象》卻持基本相反的立場。雖屬鳳毛麟角,卻極具參考價值。(www.sffl.com.cn)

            絕大多數游記中的觀點雖然承認五卅運動的直接起因是上海日資紡織廠內的勞資經濟糾紛,但將20年代以來的所謂“赤化”“排日”風潮視為釀成這場運動的根本因素。例如,藤本實也(藤本実也)在其所著考察記《支那南部及臺灣的產業》(「南支那及臺灣の産業」)中用“上海事件及各地的暴動”(上海事件及各地の暴動)一節詳細描述了五卅運動的起因、過程,以及在中國各地引發的連鎖反應。作者將導致五卅運動爆發的根本性原因歸納為20年代以來中國興起的“工運”“反基督教運動”“反帝國主義”“廢棄不平等條約”“廢除治外法權”“赤化”“排日”等,尤以“赤化”“排日”為甚(16)

            20年代民族主義運動的實際情況錯綜復雜。在激烈的口號與表態下,有時是另一番情形。岡島松次郎在《報社記者之旅》中的相關描述可作為參考。他于參觀永安公司時贊嘆永安公司的結構、規模令東京、大阪的三越百貨無法與之相比,同時也指出:“公司銷售的百貨中,日本商品占了八成以上。因此排日騷動爆發時,有率先遭受攻擊的危險。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公司經常向學生們捐贈錢款。”(17)永安、先施等大型百貨公司大規模采購、銷售日本商品,發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幾乎與反日運動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展開同步。這種情況說明了近代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曲折與復雜性。

            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持上海“親日”抑或“排日”觀點者,大多對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運動的正當性缺乏認同,因而絕少同情。他們一面將近代中國落后于列強的根本原因歸結為“國民性”所致,一面卻從社會進化論的角度出發、賦予日本及其他列強的侵略行徑以合理性。雖然幾乎所有的游記作者均主張“中日親善”,但同時又力主維持兩國之間既存的關系格局,甚至鼓吹進一步擴大日本在華、在滬的利權。因此,游記作者關于上海“親日”“排日”的分歧,徒具表面差異,并無實際意義。

            綜上所述,20年代日本人游記所勾勒的上海印象既具有近代上海的共性,也包含了20年代獨有的景象。作為短期旅行者,游記作者的城市印象大都由對上海的“一瞥”“一覽”或“雜觀”而來。映入眼簾的無論是令人驚羨的繁華,還是觸目驚心的陰暗,都令人難忘。雖然部分描述有表面化之嫌,但卻是作者在“過眼煙云”般短暫的停留期間內留下的最為深刻的城市記憶。而且,這些記憶往往伴隨著作者真實而強烈的感情色彩。在游記作者的心目中,上海既具有超越日本的西洋化城市景觀,堪稱東洋首屈一指的大埠,但也存在著典型的中國式景象。此外,上海的日本人聚居區也是他們關注的重點。在上海,他們找到了西洋、東洋,還有中國。20年代的中國、上海在時代潮流引導下,政治色彩日益濃厚。在反帝愛國運動中,日本帝國主義成為主要的打擊目標,這又引發了游記作者關于“親日”或“排日”的揣測與論爭。20年代日本人游記中展示的上海形象反映了普通日本旅行者對上海的觀感。由于受作者立場的制約,這些觀感的局限性毋庸置疑,但終究從一個特定的角度描繪出了一幅鮮明生動的20年代上海城市圖景,對于近代上海史的研究具有獨特的重要意義。

            ————————————————————

            (1) 葛濤,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員。日本關東學院大學經濟學學士、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學碩士、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韓國國民大學中國人文社會研究所外聘教授,并前往日本、美國、丹麥、德國等國的學術機構訪學。從事上海史、西物東漸史、近代上海與日本關系史研究。

            (2) 葛濤:《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上海相關日語書目情況論述》(韓語),載[韓]《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第56輯,韓國中國近現代史學會,2012年12月,第207頁。

            (3) 本文中所引用日語原文,均由筆者譯成漢語。

            (4) [日]松村松盛:《世界之旅》(「世界の旅」)“上海素見”,帝國地方行政學會,1926年(大正15年),第59頁。

            (5) 同上。

            (6) [日]服部源次郎:《一介商人的支那之旅》(「一商人の支那の旅」)“上海”,東光會(東光會),1925年(大正14年),第187頁。

            (7) [日]服部源次郎:《一介商人的支那之旅》(「一商人の支那の旅」),第197頁。

            (8) [日]遲冢麗水(遅塚麗水):《新入蜀記》(「新入蜀記」)“盛哉大上海”(盛なる哉大上海),大阪屋號書店(大阪屋號書店),1926年(大正15年),第7頁。

            (9) [日]遲冢麗水:《新入蜀記》(「新入蜀記」)第7、8頁。

            (10) [日]田子靜江:《為了愛子訪問歐美》(「愛児のために歐米を訪ねて」)“乞食の多い城內瞥見”(城內瞥見大量乞丐),東京寶文館(東京寶文館),1925年(大正14年),第13頁。

            (11) [日]莊野貞一(莊野貞一):《歐美十八國之旅》(「十八ケ國歐米の旅」)“上海”,高橋南益社(高橋南益社),1928年(昭和3年),第11頁。

            (12) [日]后藤朝太郎(後藤朝太郎):《支那游記》(「支那遊記」)“上海公園的綠陰”(上海公園の綠蔭),春陽堂(春陽堂),1927年(昭和2年),第87頁。

            (13) [日]田子靜江:《為了愛子訪問歐美》(「愛児のために歐米を訪ねて」),第15頁。

            (14) [日]森盛一郎:《動亂之后的上海印象》(「上海に於ける動亂直後の印象」)卷首,東京商業會議所(東京商業會議所),1925年(大正14年)。

            (15) [日]森盛一郎:《動亂之后的上海印象》(「上海に於ける動亂直後の印象」),第6頁。

            (16) [日]藤本實也(藤本実也):《支那南部及臺灣的產業》(「南支那及臺灣の産業」),大阪屋號書店(大阪屋號書店),1926年(大正15年),第450、453、455、458、464、470、474、491頁。

            (17) [日]岡島松次郎(岡島松次郎):《報社記者之旅》(「新聞記者の旅」),大阪朝報社出版部(大阪朝報社出版部),1925年(大正14年),第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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